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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梦
2018年11月24日     (点击: )

1970年,全国各大院校、中专学校陆续开始恢复招生,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被录取的学生多是工农兵知识青年。这让我们这些农村回乡知识青年看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依靠推荐上大学的希望很渺茫,但那毕竟是唯一一条离开农村到更大舞台发挥才智的通道。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决心在农村干出一番成绩,为打开上大学的通道加分。大学梦激励我在农村竭尽全力埋头苦干,备尝艰辛。两年过去了,就在希望变成失望之际,1977年国家改变了推荐上大学的做法,恢复了高考制度。次年,经过高考,我有幸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还很苦,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在农村虽然可以吃上饭,但地瓜是主粮,一年中除了春节的那顿水饺外就很少见到肉。记得那时在生产队劳动间隙,大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每天能吃上一个苹果,那就是共产主义了。”不少人投亲靠友去东北,并在全省形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闯关东”高潮,为的就是天天能吃上米面。

那时的农村,劳动强度很大,一年到头只有过春节才能休息3天。正如一句顺口溜描述的,“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春节吃完那顿令人回味的饺子就要复工,顶风冒雪去整地改土,翻“大寨田”。那时山东各地喊的口号是:“白天晚上连轴转,三年建成大寨县。”冬季晚上,全体社员往往要挑灯奋战,搬运土方,平整农田。有时公社调动多个村庄劳力参加的各种会战更是热火朝天。现在大家看到许多地方的梯田,层层绕山转,蔚为壮观,就是那个时候修的,这为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时农村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手推车,地里施的土肥要靠人推进去,地里长出来的所有东西要靠人推回来。生在农村没有选择,脏活、累活都要干,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落地摔八瓣,一天挣10个工分,到年底核算时,仅折算为五六毛钱。一家人吃穿住用的花费都靠每一天的辛苦劳作来换取。

我不甘心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希望以自己的苦干创造条件,争当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得到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梦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我在农村起早带晚、没黑没白地劳作。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我回乡后不久就做了大队的农业技术员,经常参加公社举办的科学种田活动。后来,村里买了台发电机,我用在学校“开门办学”时学到的相关知识当上了电工。大队的一些文化宣传之类的工作,我也主动承担起来。1976年,我入党后,担任了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组织村里那五六十个青年搞义务劳动、办夜校和春节文艺汇演。春节文艺演出的剧本由我来编写,有快板、三句半,还有小吕剧。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写,春节前的两个月拼得最苦,很少在午夜前睡觉,剧本出来了,还要联系行家谱曲,组织演员和乐师排练,经常是通宵达旦,春节期间在村里演出后,还要到区片演出,并应邀参加公社会演。组织青年突击队搬石头、修猪圈、清扫街道。那时候虽然很辛苦,但年轻力壮,倒也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几年下来,我的大学梦虽然还看不到那一缕曙光,但心中始终存着那个希望,这个希望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革终于成真。1977年冬,我在山上测绘土地,为翻“大寨田”定标高,学校老师托人捎话给我,说国家恢复高考了,只要是高中毕业生就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的心情真的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

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走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报考了文科,大部分知识都要背,如果到校听老师讲课就没了背书的时间,因此我就在家里闭门背书。结果遗憾的事发生了,那年进考场的前三天,文登教育局下发了一页纸的高考估题,内容估得挺准,能增加三四十分的成绩,其中史地综合考题中的“简述中东为什么成为苏美两霸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就在估题中,这个题分值为30分,因为我错过了拿那页估题的机会,再加上也没怎么重视其内容,因此,1977年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第二年伊始,公社发文同意学校举办高考复习班,我又走进了高中校门,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复读。复读除了复习高中所有的课程,还根据高考大纲增加了许多新东西。复读是辛苦的,考大学的过程也是辛苦的。有两件事虽然过去了40年,但我记忆犹新。一是校园内没有复读生的宿舍,只好在3里外的村子租了房子,在地上铺了一些玉米秸秆,放上铺盖,就成了复读生的“公寓”。上完晚自习,已是晚上10点了,我们还要在被窝里把一天学习的东西“过一遍电影”,记不准的地方就打着手电筒照着资料重读几遍,直到记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入睡。二是进考场前没有父母跟随,那时父母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时间陪孩子高考,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考点设在文登四中,考试时间是7月20—22日。夏天炎热,中午难熬,睡一会儿让头脑清醒再进考场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害怕在临时租住的宿舍小睡而误时,我就在考场门前的树下睡,心想入考场时若醒不过来,老师必会来踢我两脚。还好,睡了十几分钟就醒了。

高考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政治共5科,我考了312分,其中政治考分最高。当年,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00分,我的成绩比分数线高了12分,就是这12分改变了我的农民身份,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据统计,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录取人数为40.2万,录取率仅为6.6%。

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是24岁,当时不限年龄,老三届那批学生都在30岁以上。两年后的1980年,国家规定过了25周岁不能参加高考。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幸运的,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

1978年秋天,我和众多的幸运儿一样,无比自豪地走进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真正圆了大学梦。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中文系78级共4个班级,招收了151个学生,其中文登籍学生36人,约占四分之一。当时烟台地区所辖15个县市,文登考上大学的数量首屈一指。六七十年代,文登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好,“文登学”之说并非杜撰。还有,因我们公社考上大学的人数在全县排名第一,公社书记进县城当上了教育局长,这也算美事一桩。

当今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安居梦、健康梦、求学梦、创业梦、成功梦等,这些梦想也许并不宏大,但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珍惜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努力拼搏,自觉地把个人的梦想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在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那么人生定会意义非凡、无比精彩。

作者简介:侯文才,男,195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78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在烟台市政府机关任职,1993年下海经商,曾担任过营销总监、开发总监、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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