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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90年】李存修:我心中的烟台师专

2020年10月13日  点击:[]

(一)五年师专终别离

自从1968年6月18号辞别了母校烟台师专,为支援四川的大三线建设,就挥手再见了。本来我的赴川计划两年前早已公布,但时代正应了明末欧阳直公的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使得“天府之国”两年后才开始接受刚毕业的大学生,让我拿着工资在师专多生活了两年。一旦要走出校门去独闯遥远的大西南,一种沉重的离愁别绪骤然袭来。

吭吭哐哐的火车用两天两夜把我从烟台拉到了成都,但我却把一颗纠结的心留在了母校。在我之前,所有的师专校友,从莱阳到烟台,都是三年或两年就离开母校,唯独我一个人在此生活了整整五年!

我感谢师专给予我两年全方位的自由,跑遍了半岛上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和每座县城。待最终翻越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秦岭,一次心系母校,远离故土的人生之旅开始了。

(二)来往师专五十回

母校,就是教育的母亲,知识的母亲,灵魂的母亲。母亲是家的方向,母校也是家的方向。去年秋,我在母校遇上原英文系校友孙桂廷教授,相见甚欢,他曾任过学校党委的宣传部长。

回首往事,数来算去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年能够回母校师专省亲的唯有我一人。每回一次,就有一次不同的经历;就能诞生一个新的故事;或制造一点响声,每次都留在了纸上,记在了心里。

还是在师院时代,院部邀我和在省政协工作的王志民校友为学子们讲讲话。在讲台上,两人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先出场。坐在旁边的院党委孟繁融书记不偏不倚、没有任何选边站的倾向,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两师兄弟相互推让。下面几千双眼睛看着台上的表现,若再不讲,就成笑话了。俗话说,是大就让小,我比他年长,我该先讲。这种事,只有在师兄弟之间和在自己的母校才能发生。

另一次,心血来潮,不回烟台心中不安,事情由一份小报引起。“文革”停课期间,学校内的群众组织办了份报纸,由烟台印刷厂正式印刷,前后出了15期,然后就停办了。多少年以后,学校有关部门,为整理校史,曾下大力收集这份学生报,虽未“上天入地求之遍“,但在省内外也花了不少时间,但最后只发现了13份。

我曾这样想:虽当时无人去认真搭理这样一份校内小报,但多少年以后,必定会有人出来搜集。于是,我小心翼翼将全套报纸搜攒齐全、加工装订,藏于箱底,跟着我辗转流离海内海外几十年,变换地点十多处,如今完璧归赵。事本微小,但以小见大。鲁东大学副校长柳新华,代表学校为此事举行了正规而热烈的接受仪式及座谈会,并把那套报纸定为”珍贵历史文物“,按程序收藏于学校档案馆。

时如流水,不舍昼夜。一个甲子转眼即过。去年夏,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当代徐霞客徒步齐鲁文化之旅”,一路东行,红旗猎猎。我们从沂蒙山、楚汉潍水之战遗址、平度大泽山、招远金矿、蓬莱阁、栖霞牟氏庄园、福山王懿荣纪念馆等,最后顺着“师专路”,走进了学校。如同在外漂泊了几十年的游子,一头扑进了慈母的怀抱。

临别,我把那面签满名字历经风雨的队旗留给了母校。

(三)师专走出“拼命三郎”

“英雄不问出处”。当我离开烟台,独自奔向遥远的“天府之国”之后,这句名言让我初次产生了迷惑,庞大的国家社会与相对狭窄的校园教室并不是那么轻易对接。

入川后,按中央文件进农场劳动,将来国家需要,再进行调用。对此,我十分欣慰,因山东这方土地盛产“拼命三郎”。但最不服气的是,因我毕业的学校级别最低,个人获得的学历最浅,怎能与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那些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们相比?那么大一群人,连打针、看病、领工资、看电影等,什么都排在最后,我成了学生团队中最弱势的个体。

物极必反,弯道超车。经过一年的奋争,从“尾巴兵”一跃成为“排头兵”,转身成了学生队队长,并评上了省级劳动模范。社会就是这样,当你取得一些成功之后,就很少有人议论你从哪个城市走来,毕业于哪所学校了。

八十年代初,利用在省政府工作的机会,冒着荒野密林、动物袭击和高山泥石流等种种风险,一个劲的跑进九寨沟探险考察。并强烈地认为,九寨沟蕴藏着世界上最美的旅游资源,政府应实施组织开发。在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几年内将童话世界九寨沟推向了世界。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九寨沟的横空出世,主要是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但当她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时候,有人能破啼一声,往往会打破世间沉默。

独自闯外的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勇气和胆魄。否则怎能对住家乡父老和母校的培养!2007年11月9日,央视九台《人物聚焦》(Up-Close)外语节目一位何姓女主持人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是央视节目主持人,正准备一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交通事业的重大发展变化45分钟的外语节目,在京已见过了几位,都不合适,你愿意到北京来试录一次吗?

身在岭南,又是专科学历,前方已有先行者陆续落马,我的道业功力到底如何?夜来辗转反侧,想到要前去首都,突生“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境。这时,好像母校的老师和校友都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去吧,我们师专还没有人到中央台去作过外语节目!次日毅然践行京城,一试成功。

出了演播大厅,我与主持人耍了个小幽默:”自进首都,只喝了你们央视一杯清茶,比地方电视台艰朴清廉多了!“女主持笑着对我说:”我们央视一视同仁。不久前赵本山在这里录节目,照样也是一杯茶。”本来就是个小幽默,两人相视一笑。

不久,中央台播了三次。当我看自己的节目时,越看越犯嘀咕,要是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会不会说我不自量力。

(四)挑战人生“古来稀”

学生时期,我是校田径队队长,每早都要顺着南大街跑到东海边。体育老师说,这样的大运动量,已是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清晨的无数个来回,练出来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一种坚持。几十年来,我称其为“师专意志”。

过去社会上有这样几句俗语:六十不举债,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座。时代变了,这些古老的界定与世俗,已不符合科学与现实。

2012年秋,为考察山东沂蒙崮群,独自一人进山,直到2014年春才出山。不仅登顶陈毅老帅热情赞颂的沂蒙七十二崮。今年七月,我又登上了位于沂水县内具有峭壁悬崖的玲珑崮崮顶,这是我攀上的第八十座崮山。

两年间,展转于鲁中鲁南22个县6个地区,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第五地貌《山东岱崮地貌发现记》”。首次在国内提出:沂蒙崮群,这种独特的地质地理现象,是国内继桂林喀斯特地貌、湖南张家界地貌、河北障石岩地貌和广东丹霞地貌之后的第五大造型地质地貌。国内学术界已认可,在随后举行的国界研讨会上亦获得通过。

沂蒙山离烟台并不远,每当我登上一座著名的大崮顶,如蒙阴的獐子崮、沂水的东汉崮、青州的摩云崮、枣庄的抱犊崮、费县的柱子崮、平邑的天王崮和沂源的青牛崮等等,总是情不自禁地眺望东方大海边的烟台,母校的老师们能不能看见我在崮顶单身独影的样子!

鲁大校长王庆(原师院副院长)与我早已相识,他本为地理地质学专家,也支持我的考察。一次,我约他进山并代表山东省地理学会,主持召开了一次“岱崮地貌”地理研讨会。我作为师专的老校友,和母校的校长共同主持这样十分前沿的学术会议,这是我与母校深之又深,亲之又亲的缘份。

2017年冬,年满75岁的我,进行了一次近乎恐怖的挑战!虽已走过包括北极在内的世界各地,但对于南极冰川大陆还只是一个梦想。一次次回师专,老师同学都称我是走遍全球的旅行家。南极都没有去过,怎么算是到遍全球呢?于是我通过了严格的体检,因南极无医院和医生,自己要为个人的身体和生命负责。很多人谈虎色变,望而却步,而我义无反顾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登上了一艘“海钻石”号邮轮,顺利完成考察。

眼下,赴南极是地球上最具风险和挑战的旅行。归国后,匆忙赶回烟台,与母校数千师生进行了一场分享。小时候我曾见过蜘蛛织网的全过程。傍晚,一只蜘蛛从洞里爬出来,在另一处找到了固定点,然后就来回从尾部的“吐丝器”里向外吐丝。来来回回,终于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我似乎就变成了那只蜘蛛,用50多个来回织成了一张我与师专的友情网,在网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痕迹,回顾这些故事,成了我如今生活的一部分。

(五)一生感恩是他们

1963年9月1号我初进师专,见到在蓁山山腰里有两座红色的小楼,由一条300米长、约8米宽的硬质砂石路相连。校外有条清幽幽的小河从大山里流出,委婉地绕过学校北、东两侧,然后悄悄地从世回尧村边扭头溜走了。

一个甲子前的师专,已脱胎换骨,变成了今日的鲁东大学城,但梦魂荣绕在我脑海中的还是那两座绿树环绕的红色小楼和曾经生活在小楼里的校长和老师们。

第一位就是老校长鲁有言。

老书记长相奇特,一对亮目一双大耳,下巴向一边歪斜,两腮也不对称,一凹一凸。有一条腿瘸,走路依靠拐杖。这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残疾。他讲话直爽,不打官腔,实事求是,注重解决师生的切身实际困难。原为地委宣传部的领导,穿着却如布衣。他的居室简朴条理。最令人感动的是,每逢到地委开会,晴日,就坐通讯员小刘的脚踏车;若遇雨雪,就由后勤小杨套马车接送。我们看了,既心痛又无奈!

尤其让我们动情和感恩的是,1964年秋,上级下了一份红头文件,规定大学文科生要下乡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个月。鲁书记一向遵重上级,但对此却一反常态,带上文件就到济南找了教育厅长,到地委找了书记,讲道理,说情况:让中文系的学生下乡没说的,因为社会就是他们的课堂。学外语需要环境和条件,而且他们只是三年制的专科生,下乡一年,将来他们怎能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里的指标呢?……

就这样,我们200多名英文系学生被书记“截留”,在那座小楼里,卯足了劲,扎扎实实地学了三年外语。一些年后,为援外选拔人才,省里组织了两次英语毕业的大学生摸底测试,烟台师专63、3班的王志显和64、2班的陈立,先后获得全省第一。

再说说我们班的主讲赵晋升老师。

晋升老师原籍河北曲阳,为我们当了两年主讲。64年秋来到我们班时,只有一只右眼,左侧眼镜片内面,贴着一层白色纱布,以遮挡那只失明的眼睛。腰细体弱,身躯单薄,属弱不禁风的那类读书人。

他上课不带教科书,不带备课本,连一张纸条也没带过,唯一的教具就是一支粉笔。他记忆力惊人,脑袋瓜里装着海量的知识,我们那些怪怪的问题,从来难不住老师。我们那个班,在同年级的五个班中,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65年秋到栖霞县牙山前的营盘村支农,两人住一家。我把老师领过来,安排在我家的热炕头上。老师体弱,就剩了那么一把瘦骨头。他那时仅45岁,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985年秋,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经验交流会在烟台山下的一家宾馆举行,我以《文学翻译的艺术效果》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许国璋等老一代翻译家当场给予热烈鼓励和表扬。大会主持人、《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当场问我:”你的指导导师是哪位?“我愣了一下,然后慢慢站起来,对着会场最后一排喊:”赵老师,请你站起来一下!”我知道,今天赵老师是列席代表。

“他是赵晋升教授,烟台市翻译协会的会长。我在烟台师专读书时,赵老师是我的主讲老师。“代表们一齐为赵老师热烈鼓了掌。

这篇报告,发表在当年第11期《中国翻译》重点栏目内。后来被选入国家外语院校高年级补充教材。

师专还有一位亦师亦友的山曼先生是不能被忘记的。

1983年春,我日有所思,当晚就写了篇散文“母校情怀”,冒昧地寄给了烟台《胶东文学》。经副主编山曼先生处理后正式发表了。不久,他就调进师专当了老师。

无论天涯还是海角,我每年都要回一次烟台,他在世时,每次我们都要见面。

山曼会讲故事,可称为故事大王。他讲宋肖平怎样从内蒙回到故地烟台、张炜报考烟台师专前的艰辛与曲折、石英怎样上大学时就写了本英雄的书《吉鸿昌》,有位校友叫孙为刚,他写的《远洋渔歌》被选进高中语文阅读教材。后来又听说他的《烟台的海》被选进了小学教材。

他说民俗学就是片无底的大海,一不小心掉下去,就很难爬出来。

他赠我一本他著的《驿路万里钟敬文》,这下我可真的入了他的套。读后,先后四次去了钟老的故乡——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在乡风浓郁的小街旧巷里,如同跟着钟老和山曼在逛街。

山曼没有教过我,但影响了我,他也是我师专的老师。

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身体,是在峻青先生酷爱的潍水边的泥土里长起来的。但是,我外语的生命,人品的形成和精神的树立,就是师专生的,师专养的,如果没有当年那三年校内苦读,两年半岛游历,就不会有今日。

近60年来,我与师专的很多老师校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但他们大多静悄悄地走了。如今回来,感到有种难以控制的伤感。去年,我与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们说,再过两年,我想就不再回来打扰你们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可不行,只要能行走,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们!”

这就是母校——我心中的烟台师专!


李存修,山东安丘人,高密一中毕业,入烟台师专英文系63、3班学习,留校两年,1968年入川。曾任四川省政府外办口语翻译,翻译科长,省国旅、中旅总经理,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长兼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1987年调广东,任广东省旅游文化学会会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译协理事、中国当代徐霞客。2019年被选为第二届”地球最美游客“(共二位),中国第五地貌——山东岱崮地貌发现者,出版旅游文化专著3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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